顾春梅是在灶膛前咽下最后一口气的。
柴火噼啪响，铁锅里炖着半只老母鸡，是给小女儿补身子的。她蜷在灶口边，手还搭在风箱把手上，指节泛白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灰。窗外雪下得紧，军区大院的广播正播着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歌声清亮，盖不住屋里三岁小儿子压着嗓子的咳嗽声。
她没听见。
再睁眼，是1982年春分，日头刚爬上东墙头。她正蹲在猪圈边剁猪草，菜刀一下一下砸在砧板上，震得虎口发麻。手背上那道被渣夫摔碗划出的旧疤，平滑如初，没有溃烂，没有结痂，更没有后来化疗掉光的头发和插满管子的胳膊。
她直起腰，抹了把汗，望见院门口那辆二八自行车歪斜地靠在枣树下——那是陈建国刚分到的军用配车，后座上还挂着个蓝布包，里面装着他刚领的三十七块五毛津贴。
顾春梅没动。她盯着那车看了足足半分钟，忽然抄起剁猪草的刀，转身就往堂屋走。
公公正坐在八仙桌旁抽旱烟，烟锅一明一暗，照着他脸上纵横的皱纹。婆婆端着搪瓷缸子，正往缸里倒红糖水，准备端给刚从县城回来的陈建国。顾春梅一脚踹开堂屋门，木门撞在土墙上，簌簌落下几片灰。
“妈，把红糖水泼了。”她声音不高，却像钝刀刮过青砖，“陈建国今儿不喝这个。”
婆婆手一抖，糖水泼出半截，烫红了手背。公公呛了一口烟，咳得脸红脖子粗：“你疯啦？”
顾春梅没理他，径直走到里屋，拉开炕柜，把陈建国那件洗得发白的绿军装扯出来，连同他藏在夹层里的两张汇款单——一张寄给弟弟陈建民，一张寄给弟媳李秀兰——全塞进灶膛。火苗猛地窜高，舔着衣角，烧出一股焦糊味，像极了后来医院里消毒水混着药味的气息。
陈建国冲进来时，火已烧尽。他指着顾春梅鼻子：“你敢烧我军装？”
顾春梅抬眼，目光扫过他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，又落回他脸上：“你弟媳妇昨儿穿的的确良衬衫，是你托人捎的吧？她娘家人来住，住的是你分的那间南屋，对不对？”
陈建国脸色一白。
顾春梅没等他开口，转身出了门。她没回自己屋，也没去抱孩子，而是直接牵起大儿子的手，又一手拽住二儿子的胳膊，朝军区大门走去。
两个孩子才十岁和八岁，穿着打补丁的棉袄，鞋底磨得透光。路上遇见熟人问去哪儿，顾春梅只说：“找首长评理。”
军区礼堂正开干部家属会。顾春梅带着俩孩子闯进去时，台上政委刚讲完“军属要支持丈夫安心服役”。她站到台前，把汇款单复印件拍在讲桌上，纸页哗啦一响，全场静了。
“陈建国同志，”她声音稳得很，像山涧淌过的水，“你每月工资四十二块，寄给弟弟家三十块，留给我和三个孩子十一块。你弟媳李秀兰，上个月在供销社买了三双尼龙袜、两瓶雪花膏，还给你妈买了人参酒——钱，是你从我卖鸡蛋攒的嫁妆钱里偷拿的。”
底下有人吸气。政委皱眉，示意保卫干事上前。顾春梅却先一步掀开自己袖口——手腕内侧，一道紫红掐痕，是三天前陈建国为拦她去县城卖山货掐的。
“这伤，是军人家属该有的？”
没人应声。
当晚，陈建国被叫去政治处谈话。第二天清晨，离婚协议书送到顾春梅手上。她签得干脆，笔尖没抖一下。
离了婚，她没哭，也没回娘家。她把家里仅剩的二十斤玉米面换成鱼苗，又跟村支书软磨硬泡，租下西沟那片常年积水的荒洼地。挖塘那阵子，她天不亮就扛铁锹出门，夜里点着煤油灯算账，两个儿子跟着挑土、搬石头，手掌磨出血泡，结成厚茧。
鱼塘第一年就见了利。她又借着政策松动的风，用赚来的钱搭起三座土坯暖棚，种黄瓜、番茄、韭菜。别人还在为粮票发愁，她的小菜摊已在县城集市支了起来，竹筐里青翠欲滴，秤杆翘得老高。
儿子们渐渐长高，也懂了事。大儿子学会修收音机，二儿子能写一手好字，帮她记账、写招牌。村里媒婆踏破门槛，她挑了半年，选中镇上卫生所的护士长闺女——姑娘会打针，能认字，陪她熬过无数个守塘的寒夜。
日子一天天厚实起来，可总有个身影，隔三差五出现在鱼塘边。
起初是送一捆新砍的芦苇，说是编鱼篓用；后来是拎来两包化肥，说是农技站试用的新品；再后来，他穿着便装站在暖棚门口，裤脚沾着泥，手里攥着本《蔬菜病虫害防治手册》，封面边角都卷了毛。
顾春梅擦着手上的泥，问他：“你一个团参谋，跑这儿来干啥？”
他低头踢了踢脚边的小石子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：“听说……你家黄瓜，快上市了。”
她没接话，转身掀开棚帘，钻进那一片浓绿里。藤蔓缠绕，黄瓜顶着黄花，在晨光里泛着青玉似的光。他站在原地，没走，也没再说话，只是把那本册子轻轻放在棚口的木墩上，转身走了。
再后来，他调任师部后勤科。有次暴雨冲垮了鱼塘北埂，顾春梅带人抢修到半夜，浑身湿透，手电光晃得人眼晕。凌晨三点，一辆吉普车停在塘埂边，车门打开，他跳下来，卷起裤腿就跳进齐腰深的水里，和几个战士一起扛沙袋、填缺口。雨水顺着他额角往下淌，混着泥水，可那双眼睛亮得惊人，像两簇没被浇灭的火。
顾春梅递过去一条干毛巾，他接过去，没擦脸，先拧干了水，递还给她。
“顾春梅同志，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比平时沉，“我写了申请报告。”
她一怔。
“申请转业。”他望着她，雨水顺着睫毛滴下来，“我想留在县里，管农业技术推广站。”
塘埂上风大，吹得她鬓边碎发乱飞。远处，第一缕天光正刺破云层，照在粼粼水面上，碎成千万点金。
她没点头，也没摇头，只把毛巾重新叠好，塞进他手里。
“明天，”她说，“黄瓜上市。你要是真想留下，来帮忙挑担子。”
他笑了，肩膀微微耸动，像松开了什么长久绷着的弦。
那天之后，他果然天天来。挑水、摘瓜、装车、吆喝，动作越来越熟。赶集时，他站在她摊子旁边，不说话，只帮着称重、收钱、找零。有人打趣：“顾姐，这兵哥哥，是你家亲戚？”
她正把一根顶花带刺的黄瓜放进顾客篮里，闻言抬眼，看他一眼，又低头继续码菜，嘴角微扬，没答。
黄瓜卖完了，她收拾摊子，他默默接过扁担。两人一前一后走在归途上，夕阳把影子拉得又细又长，慢慢融在一起，分不出彼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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