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柳二十八号
老屋门前那棵柳树，枝干粗得需两人合抱，树皮皲裂如老人手背的青筋。每年开春，嫩芽初绽时，风一吹，细长的柳条便垂下来，在院中石磨上轻轻扫过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这声音，像极了祖母纺线时木梭在织机上来回滑动的节奏。
杨柳二十八号，是镇上邮局旧址的门牌。那地方早已不存，砖墙塌了半边，只剩一道青灰的矮埂，嵌着几块残缺的界石。可街坊们仍习惯称那片空地为“杨柳二十八号”，仿佛名字本身还活着，悬在风里，等谁来认领。
我幼时随祖父住在那里。他每日清晨五点必起，提着铝皮暖壶去街角茶摊打水。茶摊老板姓陈，人称陈三爷，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靛蓝对襟褂子，袖口磨出毛边，却一丝不苟地掖进裤腰带里。他泡茶不用盖碗，只用一只豁了口的粗瓷缸，茶叶是本地产的野山茶，梗多叶碎，泡出来颜色浑浊，喝着却回甘悠长。祖父坐在最靠门的位置，从不说话，只把铜钱一枚枚排在桌沿，叮当轻响，像是在数日子。
那时隔壁住着阿婆，七十多岁，独居。她屋里常年飘着艾草与陈皮混合的气味，窗台上摆着七八个陶罐，有的装盐，有的盛糖，有的搁着晒干的槐花。她不种花，却爱在院角埋些旧物：一只断了柄的铜勺、半截红头绳、一张泛黄的粮票。她说，东西埋下去，心就踏实了。有一年冬天雪大，她病倒在床，整日咳得胸口起伏如风箱。我替祖父送药去，推门时见她正用枯瘦的手指摩挲一个铁皮盒子，盒盖锈迹斑斑，刻着“1958”几个字。她没让我看里面是什么，只说：“孩子，有些东西，埋着比开着好。”
同辈里，有个叫小满的男孩，比我大两岁，家在镇东头。他父亲是铁匠，终日赤膊抡锤，脊背上烫疤叠着烫疤，像一幅错落的版画。小满不爱说话，但手巧，能用废铁丝拗出蜻蜓、知了，甚至一只会点头的纸糊小马。我们常蹲在杨柳二十八号后墙根下，他教我辨认云层的走势——他说乌云若边缘发亮，是雨要来了；若整片灰黑沉坠，则多半是雷阵雨，得赶紧跑。有一回暴雨突至，我们躲进废弃的邮局库房，屋顶漏得厉害，水珠连成线，砸在水泥地上溅起泥星。小满忽然从怀里掏出半块麦芽糖，掰作两份，递给我一份。糖已化得黏手，甜味混着铁锈气，竟也不觉难吃。
夏天傍晚，巷子里的孩子们聚在柳树下玩“藏宝”。所谓宝，不过是玻璃弹珠、半截蜡笔、或是捡来的亮片纽扣。规则简单：一人蒙眼数到三十，其余人藏匿，谁被找到，下一轮便当“寻宝人”。有次轮到我，数完睁眼，发现小满不见了。我找遍柴堆、水缸、甚至爬上了屋顶瓦垄，最后在柳树根部一个鼠洞旁停住——他蜷在那儿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，上面画着一只歪斜的船，船尾插着旗，写着“去上海”。我问他要去哪儿，他摇头，只说：“船还没造好。”
后来小满家搬走了。听说他父亲接了城里的活计，再没回来。临行前夜，他偷偷塞给我一个铁皮盒子，和阿婆那个一模一样。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三颗玻璃弹珠，一颗蓝，一颗绿，一颗琥珀色，底下压着一张纸条：“船造好了，你坐左边。”
再往后，阿婆也走了。走前两天，她把那些陶罐一一洗净，分给邻居。最后一罐是空的，她递给我祖父，说：“留着装雨水吧，明年春天浇柳树。”祖父收下了，却一直没动。那罐子至今还在老屋柜顶积灰，罐底刻着一行小字：“一九六二年冬，柳芽未发。”
我十五岁那年，镇上修路，杨柳二十八号那片地被划入征用范围。推土机开来那天，我站在远处看。柳树被拦腰锯断，断口处渗出乳白汁液，像泪。工人们把残枝拖走时，我在树根裂缝里摸到一个小铁盒，锈蚀严重，勉强能掀开盖子。里面没有弹珠，没有纸条，只有一撮干枯的柳絮，裹着半粒褪色的红漆纽扣。
多年后，我在市图书馆翻旧档案，偶然见到一张泛黄的登记表，编号028，户主栏写着“陈氏”，备注一栏潦草记着：“1957年迁入，1963年迁出，留物若干，未清。”我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，窗外阳光斜照进来，落在纸页上，浮尘在光柱里缓缓旋转，如同当年柳条扫过石磨的轨迹。
去年回乡，原址已建成一座社区活动中心。门口新栽了一排垂柳，树苗纤细，尚不足人高。我蹲下身，伸手抚过其中一棵的树皮——光滑，柔软，没有裂痕。旁边石凳上坐着个穿红裙的小女孩，正用树枝在地上画船。她抬头冲我笑，露出缺了门牙的豁口。我问她画的是什么，她说：“去上海的船。”
我点点头，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玻璃弹珠，放在她手心。是琥珀色的，透光时能看到里面有一道细小的银线，像一道未愈合的伤疤，也像一道微光。
她握紧弹珠跑开，裙摆在风里扬起，像一面小小的帆。
柳枝低垂，拂过她的头顶，又轻轻弹起。远处传来孩童追逐的笑声，混着不知谁家收音机里咿呀的评弹调子，断断续续，飘在午后微温的空气里。
那声音，熟悉得让人喉头发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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